無論是就內在意義而言,還是就概念本身而言,“現代性”都極為復雜。沒有人能真真切切地給它下定義。作為概念的“現代性”既具有歷史性和復雜性,又具有矛盾性和廣延性,其中理路并非三言兩語所能言說。尤其是在跨語際實踐中,作為舶來品的“現代性”經過自西徂東的越界歷程后如何完成中國本土的“在地”則更為復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100年前魯迅所謂“求新聲于異邦”在21世紀的回響。所不同的是,“現代性”既涉及譯介學和傳播學問題,又指向哲學、美學和思想史問題,包括但不限于:“現代性”是如何在中國完成最初譯介的?新時期“現代性”的譯介浪潮是如何形成的?中國知識分子面對“現代性”的態度是怎樣的?后現代主義語境下審美現代性是如何終結的?

趙禹冰的《新時期美學譯文中的“現代性”(1978-1992)》回答了這些問題。該書全面梳理20世紀以來的“現代性”譯介問題,意在重返西方漢譯的歷史情境,從跨文化的視角考察其概念的本義,及其在離開原產地傳播到中國文化場域中所遭遇的種種變形、調適、重組與再造的過程,進而探討“現代性”概念在新時期中國美學理論建構過程中所起到的“起承轉合”的關鍵作用。

全書共分五章。第一章介紹了從新文化運動到“十七年”等“前”新時期的“現代性”譯介;第二章以《文化:中國與世界》《走向未來》《美學譯文叢書》《世界美術》等四部叢書為中心呈現出1980年代“現代性”及其存在方式;第三章強調的是1980年代學界圍繞“現代性”產生的“新”困惑;第四章以波德萊爾和本雅明的譯著為中心并旁及中國美學家的理論闡釋,凸顯出當時中國美學觀念發生的轉變;第五章以“后工業社會”的來臨為背景著重介紹了哈貝馬斯和利奧塔的“現代性”譯介,最終指向“審美現代性”的終結。這些內容為讀者深入了解“現代性”譯介在中國的來路與歸途提供了豐富的史料索引和理論依據。

首先,《新時期美學譯文中的“現代性”(1978-1992)》資料豐富、內容翔實。一方面,作者全面爬梳了1980年代涉及“現代性”的幾乎所有材料,其工作量可謂浩繁;另一方面,作者并不囿于材料的呈現和鋪展,也極為注意對材料的分析,比如,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分析周氏兄弟所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響,進而說明為什么“二周”可以被看作是“現代性”譯介的起點;再如,作者對波德萊爾“現代性”譯介和問題的分析采用了文本細讀的方法,幾乎對相關文獻進行了逐字逐句的解讀。這種以材料為中心并對之進行深入分析的方法奠定了該書的方法論基礎。

其次,該書呈現了新時期“現代性”譯介及相關問題的重要“風景”,揭橥了“現代性”尤其是審美現代性的發生過程。作為概念的“現代性”包含能指和所指雙重指向,既存在其字面的形象意義,又存在更深層次的語言意義,進一步構成了問題的稠密與深度。因此作者不但關注了譯介過程中的能指,而且也不忽視所指。比如作者在言及詹姆遜、哈貝馬斯、利奧塔等人的譯文時,非常重視從后現代主義、現代主義、現實主義的基本特征層面總結“現代性”,關心的是所指。在此過程中,作者又勾連出了更為豐富的“現代性”問題,一是從歷史和理論的源流處考察美學漢譯的最初語境,并在此基礎上討論相關“現代性”概念的本土話語生成問題,二是從跨文化、跨語際的角度重審在“理論旅行”和“概念旅行”過程中所產生的變異、重構、闡釋等現象,進而強調概念如何完成在中國的“在地性”;三是以概念為中心勾連出了西方現代美學的重要內容,梳理了從尼采到利奧塔的西方“現代性”傳統及其轉向,稱得上是西方美學現代性歷史的中國書寫。

再次,雖然這本著作是一部文學和美學著作,但是透過文本的肌理可以看到新時期的中國學術史。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學術存在一個與西方學術前沿問題雙向互動的過程,經由幾代學人不懈努力,已經呈現出與西方學術前沿問題同步化的傾向。在新時期早期,這種同步化的歷程是由以“現代性”為中心的學術譯介完成的,因此,該書實際上也可以說是一部別樣的新時期學術史。陳來教授曾指出,在1980年代,“‘走向未來’的科學精神,‘文化:中國

與世界’的文化關懷,‘文化書院’的傳統憂思,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年中國大陸文化討論的幾個側面”,巧的是,這“幾個層面”都涉及“現代性”問題。透過該書,作為思想和學術“行動元”的“現代性”概念一目了然。推而廣之,作者經由“現代性”或審美現代性想解決的是更為深廣的問題,如其所言,“我們在新時期美學譯文中有關‘現代性’的譯介與討論中,看到了有關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地域性與全球化、當下與未來、美學與社會實踐、都市、環境、人口、市場經濟、消費文化等一系列宏大理論和現實命題,這些都遠遠超出所謂‘美學’的學科范疇”,但作者也同時指出,這些問題都可以經由美學從最根本的層面給出自己的見解和回應,也足見美學現代性的重要性。

在該書的“余論”部分,作者指出,如???、阿多諾、布迪厄、德里達、維特根斯坦、大衛·哈維和阿瑟·丹托等思想家和理論家也應該進入到“現代性”譯介研究的視野,因為“他們充滿銳度和社會關切度的思想以及理論的斑駁與交互回響,混淆了‘現代性’的辨識度也構成了‘現代性’理論的豐富性”。這說明作者已經充分認識到新時期譯文中的“現代性”問題的復雜性和可延展性。如果以本書所討論的截止時間1992年為新的歷史起點,晚近30年來譯文中的“現代性”譯介及其所旁及的問題與方法將構建出一個新的更為廣闊的學術圖景。對此,我們拭目以待。

標簽: 現代性概念 西方漢譯 新文化運動 現代性譯介